彭德怀曾讲过：“我彭德怀参加共产党，党给我唯一的‘特权’，就是带头吃苦。”当年，有个连队党支部这样规定：凡是冲锋陷阵的突击任务，优先安排给共产党员。一次战斗结束后，连长分配食用罐头：重伤员每人一个，轻伤员两人一个，共产党员三人一个，而身负重伤的党员也是三人一个。这就是战争年代共产党人的“特权”。
　　在影视中、舞台上，也有对共产党人“特权”的生动解读。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中，老革命陈岩石有一段台词，曾令无数人为之动容。他说，“当年我虚报两岁年龄入了党，就是为了拿到背炸药包炸毁敌人碉堡的这个‘特权’，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活着回来，更没想到会活到今天，我为能拿到这个‘特权’而终生骄傲”。河南省濮阳县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是豫剧《村官李天成》中的原型。李连成当村党支部书记23年，把自己种的大棚无偿转让给贫困户，自己选地先选土质贫瘠环境恶劣的地块，个人掏腰包帮助村民垫支股份等等。他使用的这些“特权”，令百姓既感慨更感动。
　　无论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建设和改革时期，正是无数共产党人通过这种“特权”，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风采，擦亮了共产党员的名片，让老百姓一听到共产党人这几个字，就肃然起敬、心向往之。
　　共产党人的“特权”，就是平常时候能“看得出来”。革命战争年代，党员的身份通常是不公开的。过去国民党认定谁是“共党分子”，把“不贪污”当成一个重要评判标准。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一次到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家中探访。当看到这位国军中将厅长，家里竟如此寒酸，客厅里的沙发还打着好几个补丁，私下断定郭汝瑰是“共党分子”。多年后，杜聿明的猜测得到证实。开国上将萧克在其个人回忆录中讲：“战争年代，谁是不是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那些作战勇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准是党员。”
　　新中国成立后，无数共产党人依然传承着这种“特权”。焦裕禄漫天风雪走村串户访贫问苦，盐碱地上亲手栽下泡桐树，自觉践行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特权”；杨善洲“当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把建起的万亩林园无偿捐赠给国家，终身实践一心为民的“特权”；一位离休老党员生命垂危之际，为了给国家节省医药费，再三拒绝抢救，并把所有存款作为党费交给组织，至死仍保持着时时为党着想的“特权”。最是真情动人心。这些共产党员在人民心中立起了一座座无言的丰碑，让人永远都难以忘记。
　　共产党人的“特权”，就是关键时刻能“站得出来”。关键时刻能站得出来，就是“最先冲锋，最后撤离”“困难面前往前冲，荣誉来了往后躲”。抗日英雄范子侠曾对部属说：“我前进你们跟着我，我停止你们推着我，我后退你们枪毙我！”他在日本侵略军的一次扫荡战斗中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我是不能死在床上的，我要死在战场上”的铮铮誓言。当年像范子侠那样冲锋在前、不怕牺牲的党员干部不计其数。1998年特大抗洪，共产党员在决口处立起一道道人墙；2003年抗击非典，共产党员迅速集结起一支支承担急难险重任务的生力军；2008年汶川地震，共产党员率先在余震不断中冲入灾区。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又是无数共产党员主动请缨、踊跃参战，坚定冲锋在疫情防控和救治第一线，汇聚起众志成城战疫情的强大力量。
　　面对棘手问题，是想“大我”还是为“小我”？是直面迎战还是瞻前顾后？面对风险挑战，是知难而进还是退避三舍？敢不敢打头阵、立战功？能不能主动打通“堵点”、补上“断点”？如何选择，考验着每名共产党员的党性。越是关键时刻越能检验初心使命，越是勇毅担当越能看出党性成色。当国家利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严重威胁时，正是无数的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能“站得出来”，他们以过人的胆量、勇气和毅力，“横下一条心勇敢向前走”，捍卫了党的事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共产党人的“特权”，就是危难关头能“豁得出来”。据统计，从我们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的28年间，在我们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牺牲的共产党员可以查到姓名的就有370多万。近代以来，没有一个政党能像我们党这样，为国为民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什么叫共产党人的“特权”。
　　新时代，共产党人在危难关头能“豁得出来”，更多的是体现在强烈的担当尽责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是否具有担当精神，是否能够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担责，是检验每一个领导干部身上是否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面。

（来源：学习时报 2020年8月10日）（作者：李照达）(责编：曹淼、谢磊)